规划权是房地产体制的核心地带！房地产的真正奥妙在规划。

——题记

   当人们聚焦房价高低和房地产的腐败时，我则跳出方外，找到了纪伯伦，把目光集中到人民清明智慧的觉醒，呼唤一种回归本源的居住文化。我能感觉到个人声音的微弱，甚至能听到我的呼喊招致的笑声。但我还是要喊，不为别人，为新一代，也为了我的小女儿。当然，我并不孤独。这里有一位网友的跟贴为证：“人性中最高贵的是精神，我们不可以被当前物欲的现实囚禁住以致泯灭掉我们的性灵。我们应该为我们的社会找到每一个中国人都共同需要的生活的精神支点”。

　　许多网友不耐烦了，催促我说一点现实的问题。有些给我戴上了“有良知学者”这顶高帽子，诱导我说实质的东西。还有不少热心网友主动为我提供了丰富的案例，让我解说分析。其实，网友的担心是多余的。我不会当逃兵。在我对形而上的问题探讨之后，当然会对形而下的体制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我早已厌倦了经院式的旁征博引。这回我们通过网友提供的案例来解说体制。

案例

　　北京某高尚小区，最早是个有点背景的人，以帮助一个职业学校立项重建的名义，通过同学关系，获得了10万平方米土地，申请了2.16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学校报答他的神通，分给他4000平方米占地和一个楼座1.08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他借此获得了农业银行2000万贷款，有了原始启动资金。后来经过7、8次特权运作，4000平方米占地上的1个楼座变成了2个楼座，建筑面积更被提高到4.4万平方米。按理，拿到了这么大的红头文件，已经可以满足了。可是开工建设后，熟稔规划运作的开发商，却有点把持不住自己了，最后的建筑面积超过5万平方米。可是办销售许可证的时候稍稍碰到一点麻烦，也懒得去走那么复杂的程序。为了压低成本，问计于规划委的一名科长。科长被服侍得舒服了，大包大揽。谁也想不到，竟然制造了一个复印，把建筑面积由4.4万平方米改为4.9万平方米。借此竟然就稀里糊涂地拿到了后续的所有正式批件。

后来还是碰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办产权证时的测量就是一个障碍。如果按规定来，纸里包不住火。可是他搞掂了测量部门，把整体测量改为分户测量，然后再按一定的比例分摊共建面积。这样就把所有的违规都避开了。经过一系列特权运作多出来的面积为：5.08-1.08= 4万平方米，按10000平方米的售价，去掉所有4000元的成本，也就是每平方米多收入6000元。总共多收240000万元。一个特权运作下来，一个占地4000平方米的建设项目，就多贡献了2.4亿多元。不能不让人动容。这个小区名为高尚家园，实际非常狭促，没有地面停车场，楼座四周只有一条单车道，开车技术稍不过关，常常会碰到墙。后来，因为学校的草场被巧妙地用做了小区的活动场地，引起学校的诉讼。还因为楼房的建筑质量太差，业主不断投诉，问题一时没法解决。业委会经过努力，法院、公安机关、人大代表也切入了，这才把后面这些故事给折腾出来。

房地产体制的核心地带

这个案例不大，但是典型。

这个案例显示了，政府权力是怎样在2年之内，把一个两手空空的人迅速造就成亿万富翁。行政权力，可以是一把手，也可以是体制中的一个环。一个处长、一个科长、一个办事员，只要是在关键岗位上，就可以形成很强的特权。在他通过一系列关节获得规划委4.4万平方米的红头文件，已经不容易。具体走了什么人的路子，因为有红头文件就一切都合法了。不合法的部分，只是那个经办人员伪造文件通过后续一系列行政审批环节。据说，相关人员获得不俗报偿。

　　这个案例还显示了，开发商的暴利，往往来自于对公共权利的掠夺。扩展出来的4万平方米，那是原本1.08万平方米业主的公共空间，那是他们的草地和活动的地方，可是现在却被精巧的算计与行政权力这个帮凶被剥夺了。本来一个占地4000平方米的地块，建设1.08万平方米已经勉为其难了。可是，当1.08万平方米被放大了4倍多，还冠冕堂皇地走过了所有的行政审批，使得行政权力沦落为开发商掠夺公共利益的帮凶。

　　还有网友提供的一个案例，说明了上面这个案例还没有说清的许多事情。某市有一个楼座，占地8000平方米，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开发商想把建筑面积提高到5万平方米，又不愿意按商业地价缴纳出让金。按照规定，需要补交商业开发地价接近1亿元，可是如果按照原来批复此地块作为农民征用地的补偿，也就是缴纳500万元地价就行了。这里既有更改规划面积的难题，又有1亿元与500万元地价的博弈，要是在前些年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可是，这些年运作日益规范化。要想运作成功，只有城市一把手的一支笔，才有这样的权力。偏偏这个城市的一把手还是新到位的。新到任的一把手都有三把火，如何能让他的第一把火就熄灭了呢？开发商动用了一点心思。跑到北京找到一点高层关系，这个高层的亲戚就去了一趟这个城市，见到了市长。市长在面见这位重要客人时，随便翻了一下卷宗，便把文件向主管部门的头头一递说，就这么办。没用5分钟的时间，一切正事处理完毕，便进入了非正式交谈。这是市长最看重的。这个网友讲的这个故事，我不知真假。但是看上去跟感觉到的东西是一致的。这个案例揭示了一个重大的主题：规划权是地方政府的提款机，一把手想给谁就给谁。

　　规划权是地方政府的提款机！房地产的真正奥妙在规划。到底土地上可以批多少建筑面积，可以建什么样的物业，不归规划部门的专家说了算，而是归主管市长或者部门一把手说了算。执政官想让谁富，谁就能富。想断绝谁的致富之路，谁就没辙。你去任何一个城市看，管规划的局长一定是城市一把手的红人。没有办法不红。因为房地产作为一个被少数人垄断的提款机来说，就是规划这一块。当然地政也可能搞名堂，就是在地价的测算与征收上存在着谈判余地，但是规划是龙头。任何一把手都知道规划的利害。不站在一条线上的规划局长，就必须靠边站。媒体报道说跳水运动员田亮成了房地产亿万富翁，有网友问我可信度怎样？他听了我提款机的说法，恍然大悟。

　　到这里，我们就来到了中国住房危机的核心地带。

 

天壤之别的体制

　　发达国家的城市开发，大致是这样的过程。政府通过立法，通过对城市的整体规划，然后再通过公开招标，对整体规划进行实施，主要是构建一个城市的地下基础设施，待所有地块都已经被地下完备的基础设施涵盖了，再行进入终端开发。一个人，可以自己去找地。规划一旦经过立法通过，就是板上钉钉不能有另外的变化。再大的行政长官不具备调整的能力。那是个公开的、透明的、长时间的论证过程。每一点调整都在全体市民的眼皮底下进行。

　　在这种规划体制下，房地产开发方式比较简单了。我们不少开发商都对美国订单式开发推崇有加，可是一直就没见哪一个开发商真正采用订单式开发。订单式开发方式的实质，是以规划的黑洞或模糊趋于消失为条件的。谁想要建住宅了或是租用商业楼盘了，在现有的楼盘中找不到合适的，就可以自己在城市总体规划中寻找到适合建设的地块。选到了合适的地址，就可以找个中介房地产商去办相应的手续。房地产商就会跟着个终端客户签定一个租约或称订单，他就可以去寻找房地产的投资者。这个投资者可能是私募基金，也可能是公募的证券化房地产基金，或是哪个公司或个人。如果这个最终使用者，希望自己来投资，自己拥有产权，那么开发商就会替他到相关部门那里跑手续，手续跑下来，土地证直接落在这个终端投资者的名下。美国的开发商更多是个掮客。

　　西方的成熟地块是直接对着最终使用者去的，而中国的地块则是对着小利益集团开发商去的。正是对着小利益集团去的，许多谈判才可以顺利进行。如果换成对着公众，势必就要有透明、开放的压力，那样一切龌龊勾当就可能大白于天下或根本不可能发生。

　　在我国获得建设用地基本有两个合法路径，第一个合法途径是农户获得宅基地，在上面建设自主的房屋。近年来许多城市人大擦边球，通过农民获得建房权力，虽然没有产权证，但是也避开了层层审批。第二个合法途径就是城市开发土地直接给了小利益集团开发商。因为我国还没有一个正式的物权法，由于我们的城市土地，还不是真正的熟地，可以直接在上边按照规划建设。

　　我国城市政府获取土地转让收益，而把“生地”转卖给开发商，开发商把自己的小区开发，还要代替政府做一些攻坚项目，然后再卖给购楼者。政府官员在那里坐享其成，他收收钱，就把土地开发的责任交给了开发商。开发商则正中下怀，这正是搞名堂的地方。只是最近几年，才有了公开招拍挂，公众才得以看到一点点过程。而拍卖前后还有一系列闭门运作，不为大众所知。大致的情形是，开发商多提前做局，又是政府部门还给出谋划策，一定要特定地块交到特定开发商手里。开发商就是通过招牌挂的形式拿到土地，也可以跟城市政府谈判，把一次性交的地价分展成横跨几年分期交付。这个谈判过程是如此的隐秘，以至于一些高端楼盘已经全部售罄，就是连开始承诺的征地价款还没有付完。凡是合同没有执行的地方，总是有一些的独特的安排，总是有一大批相关人士从中获得了好处。难怪媒体称，房地产是官商勾结最厉害的领域。

　　日本、香港曾经像中国大陆的今天一样，一边在城市中制造着“石屎森林”，一边在房地产上快速制造着地产富豪。但是，房地产泡沫总归替代不了真正的竞争力，所以，20世纪90年代日本香港先后财富泡沫破灭，一下子导致了十多年的萧条。感觉这样的日子，很快会到来。

大清算还是小清算

　　控制房价不是不可为，而是想不想为。中央政府所以一直下不了决心，可能是还没有真正认识到住房危机这头庞然怪物，到底会形成什么样的危害。而从多个层面探讨这种危害，正是我前三篇文章的主题。

　　任凭房价上涨，将直接降低我们国家未来的竞争力。判断一个政治领袖魄力的地方，就在于是否能够提升一个民族未来的竞争力。如果我们民族的竞争力，丧失在这一代领导人手里，那么这个罪名很少有人担待得起。毛泽东节衣缩食，开发研究出了原子弹，引来了尼克松主动访华；邓小平打开了国门，搞了改革开放，从制度上焕发了中华民族的活力，创造了20多年的经济奇迹，还收回了香港。可是，这个经济奇迹，却在近十年的过程中，被房地产的混乱和腐败严重打了折扣。而且目前这种全民皆买房的氛围，将直接降低我们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上的投入。如果任其发展，从经济上说，就可能成为历史的罪人。没有哪一个领袖甘愿背负这样的骂名。

　　我们说了，任凭房价上涨，制造或强化新愚民政策，把全民赶往房奴牢笼里的氛围，可能会为少数利益集团谋得实利，但是却会继续恶化国民性格和心理。遗憾的是，这种危险的前景，却在歌舞升平之中被置若罔闻。更有短视的政府和少数利益集团，在一边制造着愚民政策，造成全民奔住房的态势。这种争先恐后的盲动，却正在以极大的速度制造着财富积累的不平等。如果这种分配不平等是出于公约的竞争或者遗产继承，还不至于引发社会问题。

　　任凭房价上涨，就是劫贫济富。贫富差距已经到了今天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整个社会缺乏一种安全感。如果人人都不敬鬼神了，一口气过不去就提刀杀人，就是亿万富翁又有什么安全可言？这些散乱的事件，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怨气的积累。这些天网友的评论，或是激烈，或是消沉，或是愤慨，或是无奈，这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一种意识和情绪。从中国历史看，由此造成的分化，是社会动乱的根源。一位网友跟贴评论，很能代表我此时的心情。他说，“危机四伏，可是政治总是离我们那么远。我们知道要代它受过，却无法去找它评理。”

　　是的，这里涉及一个小清算还是大清算的问题。大一点的清算就是一种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我们都不期望有那种情况出现。中国现在生存的环境并不安宁，经济列强已经渐渐扼住了我们的命脉，我们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卧薪尝胆，发展我们产业创新和制度创新。我们可以做的，是刹住房价的上升，通过一系列综合措施，给居民开辟投资通道，把国民的心性由贪图安逸转移到自主创新上来。要保持这个大局，就需要对房地产来一点小清算。

　　小清算就是整顿房地产开过程中的秩序，对违规违章的项目该罚就罚，对隐瞒不报的收入课以重税。像我们开始列举的案例，规划部门的执政人员，肯定查不出那么多问题。真正能够把问题曝光的，是合作伙伴和入住的业主。他们受到了伤害，由他们追出了规划文本的7、8次变迁，由他们追出了复印件堂而皇之地过了一道道执政部门审批，换来了红头文件。从这个案例曝光的过程看，小清算实际上比较容易操作，可以从公示土地使用证、规划许可证、建筑许可证开始，让现在已经买了房的业主看看，他们的公共权利是否被侵犯。如果被侵犯，就要加倍补偿他们。补偿之余还要把一大笔资金用于改造城市公共设施和地下基础设施。

　　清算的时刻总要到来。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们国家的提升国民福利层次的总体战略，需要检讨我们的城市开发方式和一系列体制安排。不进行果断的整体转型，我们便没法对付住房危机这头凶猛的“庞然怪兽”！

住房危机“庞然怪物”背后的制度和文化

 

    “我在脑海中会像闪电一样冒出一个想法：你的心是否和你的智慧、你的才能相称?——你的心里有没有能够给予那个生活在痛苦中的多愁善感的人以慰藉的那些世俗的、然而非常温柔的感情?……在你心里活着并主宰一切的那个魔鬼……是天上的还是浮士德式的?你对真正人的家庭的幸福有一颗敏感的心吗?……你能否使你的亲人们感到幸福这个疑虑，最近一直在折磨着我。”

——《卡尔·马克思》

上面的这段话选之亨利希•马克思写给儿子卡尔·马克思的信，被置于《卡尔·马克思传》的开篇（[英]戴维·麦克莱伦著，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这是老马克思对小马克思的切身感受，其中显露了一个慈父对偏执前行的儿子最深切的担忧。父亲对儿子的心是否与智慧、才能相称的疑惑，对卡尔·马克斯心中的是否有那种“世俗的、非常温柔”的情感的疑惑，对真正人的家庭幸福是否有一颗敏感的心，常常警示我从哪里出发去观察世象和人。

拙作《比房价更残酷的危机正在逼近》在《中国商业评论》发表，在搜狐博客转载后，形成了一个小小点击和评论高潮。三天点击量达15万多，评论超过800。我清楚不是我笔下出了什么锦绣文章，而是我梳理自己的感受，诉诸世俗的忧虑和敏感的心引发了共鸣。那些习以为常的“愚蠢和矛盾”在我的行文中被显现出来了，一下子抓住了大家的感受。网友或许不会全都同意我的判断——诸如“当一国财富都砸向住房这个国家就危险了”，“农民的占有欲体现到住房上来，便产生了住房自有率最高的国民性”，“中国再不深刻反思调整城市开发建设方式，中国经济恐怕要毁在这高能耗的满目疮痍的城市开发方式上了！”——但是，这些警醒的问题却触动了那一种深爱祖国、关注中国人福利层次、忧虑中国未来竞争力的民族情愫。

我们所说的还只是一种感觉，还没有看到问题的根本。一如我们突然面对一个“庞然怪兽”的张牙舞爪，但没有人晓得怎样才能化解它。我的文章仅仅是一个“显现”，而网友持续的跟帖评论，则是不断显现出这个“庞然怪物”一些鲜为人知的层面。有了认知，我们就会找到化解它的办法。化解它，“立”就会是一个必然。

开拉锁原来是中国城市的一种普遍现象

       是的，我们见惯了马路反复被挖开填上，我们本以为这是城市快速发展的必然，可是当我们得悉100多年前德国人建设青岛已经前瞻到今日之需求，才知道这是城市建设的一个个败笔！善良的人们突然意识到所在城市见惯了的“开拉锁”工程，原来却是一个潜伏着巨大危机的普遍现象。【青岛网友出来作证：“我家就青岛的，你说很对！我家附近就是德国占领时挖的地下设施，小时候还进去玩过，4个人并排走没问题，2米多高！能一直走到海边，想想真是不简单！但是现在新市区根本不是这样！照样不停地挖和填！”同一城市今昔对比，尴尬难当！广州网友说，“城市建设中的‘无用功’，显然为这高能耗添加了马力，我们日常见到竖立着‘实政施工’的障碍栏，在广州市转悠一圈，几乎无论哪一天都能看到的被挖开的马路，在我们的视野中，几乎就要‘习惯成自然’了！”习惯是最可怕的堕落！上海的网友说，“当时报纸说上海的四川路说花了5个亿改造。结果现在两边又要拆迁了，这条马路不就完了？两边原来刚搞好的人行道，当然也废了。这只能说明一点，资金要流动啊！否则怎么会自己跑到口袋里面去啊?！”上海人也一拳到肉了！北方的网友说，“我们这里就是要挖楼房，建什么江北秦淮，张口几百亿的投资。刚健不久的小区也要拆。把穷人的楼房挖掉，赶到新区，好的地方都留给富人建别墅。省吃省喝多少年，好容易有了房，一挖楼房，又回到房奴了。”沙漠上建黄金宫殿，败絮其中！】

我的提法甚至也得到了建设部数据的支持。日前，建设部副部长刘志峰提供一组数据，说明当前我国城镇住宅建设和消费中的耗能问题：我国住宅使用能耗占全国总能耗的20%左右，如果加上建材生产和制造过程中的能耗，住宅总能耗占全国总能耗的37%，我国住宅使用能耗为相同技术条件下发达国家的两到三倍。此外，居民住宅消费心态不成熟，没有形成梯度消费观念。据此刘志峰提出政策建议，大力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推进住宅产业化，提高住宅规划设计水平，大力推进危旧住宅整治，引导合理的住房消费。刘志峰抓住了问题，却放跑了元凶。他还没有看到“高能耗的满目疮痍的城市开发方式”，更没有抓住开发方式背后的体制和文化问题。

网友的跟帖评论作出了自己的结论：“这种全国大跃进式的疯狂只有在这个时代看得到。中国房地产的跃进热炒高了世界今后几十年的原料价格，套住了中国银行的大部分资金，给中国的经济留下了无穷的隐患。”

 

习以为常现象的背后都有见不得阳光的东西

我们见惯了大马路一会儿铺砖，一会儿铺大理石，一会儿又恢复水泥，我们曾欣慰城市面貌的日益改善，可是当我们知道，这不过是城市或关键部门一把手换任，跟进了一大批老家嫡系公司掘金的工程，我们会有被抽了一个嘴巴子的感觉！原来一把手工程有这么多精巧的算计！

我们见惯了城市主要街道和小区外围种植昂贵的草坪，见惯了城市引进价格高昂的树木，见惯了工人的浇水和修整，我们或许会还曾为满目青翠而心满意足，可是当我身边的外国友人看着我们种植的草坪摇头，说太奢侈了，欧洲很少有这样大面积种植的草坪！就是美国国会山的大草坪只是自然生长的草！或许我们会为自己的高能耗瞠目结舌！

当这时又有个懂经济的人告诉你，马路反复开拉锁、城市面貌的每一次无谓的更新，昂贵草坪的每一次引进和灌溉，都是普通劳动者节衣缩食，经由超额劳动换来抵工资所形成的转移支付所覆盖，而且，在过程中，还要中饱裙带关系的私囊时，恐怕就不只是气愤了！在西方，纳税人意识非常明确，每一个公民都知道是自己凭藉所得纳税支撑了公益开支和政府运作。而在中国，这一点被二次分配之转移支付体制给模糊了，好像公共开支不是来自每一个百姓的劳作，而是来自政府，有时甚至来自一位城市执政官。

因此，我很能理解一些偏激的网友的一些偏激的言辞。其实，在那带刺的言辞后面，是一颗火热滚烫的心。他们毕竟是在自己的休息时间，跳出小我，思考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太多的忽悠，太多的拘押，太多的迷茫，已经让他们失去了选择恰当表达的心情和条件。

一个网友讲述了他在纽海文大学，发现了他现在居住的房子的规划图和小区的道路，很是兴奋。这让我记起了15年前，我作为世界银行顾问去上海调研，听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上海要维修一座150多年的楼房，可是怎么也找不着大楼的设计装修图。不知怎么排线是个棘手的问题。于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向这座大楼的设计者德国的一个设计事务所发出了咨询函。没想到，最后那家事务所居然给找到了原始的设计图纸。这就是德国的设计所，它们不是公司说改朝换代或换人就找不到经手的东西了。事务所是无限责任的承担者。既然承担了设计，就要永远为客户留有一份责任。我们的设计事务所很难有这样的境界。沧海桑田，那些没用的“废物”，早就给扔掉了。就是十几年前建的楼，也会因为事务所的倒闭而烟消云散。

为什么我们的设计事务所会很快烟消云散？答案很中国化：因为一个城市的执政官或者专业主管要经常轮换，有新的权重人物进驻，就会跟随而来一大批裙带食利层，其中最方便起家切入的就是设计、广告、策划与公关服务。虽然设计事务所在国际上是属于无限责任公司，而我们的设计事务所却是应景而生。这就是根深蒂固的制度差别。正是类似的运作和安排，构成了一整套体制和制度，支撑起我们满目疮痍的城市开发方式。

美国经济学家沃森发现，后发国家倾向于模仿技术和管理模式，却难于模仿触动既得利益的制度，由此形成一道难于破除的“对后来者的诅咒”。中央政府对高能耗的控制，习惯于一刀切给省市下达行政指令节能20%，并进入执政官员的政绩考核。一如毒瘾来了吸片大麻，爽快一时，却形成了依赖。行政指令却很难在城市开发方式的治理上建功立业。城市开发方式，是一个需要立法、行政、经济、资源配置、城市治理结构等诸多方面结合的系统工程。真正的难点在于，城市执政官很热衷于“经营城市”，却不那么情愿引入“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来经营城市。

总体规划是一个城市发展的龙头。现在一般的做法是，请知名规划师参与竞标，制定出一个总体规划；再由主管部门征求相应专家的意见，报请政府官员讨论；政府官员根据他们的爱好和接收到的信息，作出接收或调整规划的决定；走完了这些层面的工作之后，再报请上级规划部门和人大批准。这个总体规划虽然美其名曰广泛征求意见，而实际一旦广泛了，也就没有意见了。一旦彻底民主了，也就是彻底专制了。关键找不到负责任的人。城市规划既然是一个城市发展的龙头，为什么在规划制定过程中，不吸纳全球的精英来参与这个过程呢？一个城市，如果能够像一个现代公司的董事会构成那样，把决定一个城市规划的权利交给由精英组成的独立董事会来实行权利，可能会有助于突破这个困境。那些有投票权的精英，要为这个城市的未来负起责任。

这些年，我一直把住房危机当作一种制度现象和文化现象来解读。一如纪伯伦所说，“每个人对上帝和世界的认识与理解都彼此独立”。我所能做的，就是把一系列触动我的事情排列在一起，让相关的人们走向自己良知的门户，去认识我们眼前的“庞然怪物”，找到办法化解它。

共同的认知

搜狐网友的评论总是那么到位。昨天在我此文形成的同时，看到了搜狐网友“流浪的平民”对我的《比房价更残酷的危机正在逼近》一文的评论中，得出了跟我一样的认知。他说： “这是非常真实的现象，但是怎么办?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在那里？这需要伟大的思想家们无比的智慧给出答案．但是，社会的浮躁，使我们的思想者都在急功近利的在思考怎样获得短期利益，北大清华在办班创收，一个有些名气的学者讲一天课收入九千元．很多管理者天天会接到来自北大，清华办班的电话．思想者的思想远落后于社会的变化，就象３０岁的人只有５岁的智力．   “说到底，封建文化是原因之一。比如，谁在决定把刚修好的马路挖开？是个别领导。为什么个别领导能有权决定挖开马路而没有任何反对意见？这是一种封建文化在发生作用。封建在我们的社会中无处不在，比如，演皇帝的电视剧，什么问题解决不了，最后皇帝一问话，什么都解决了。大家注意了吗，在组织中，无论是企业，还是事业部门，一把手不和皇上一样吗？专家不是在研究科学和专业，而是在研究领导的脸色和心思。怎样让领导高兴．那怕这个领导狗屁不如。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要说挖开马路谁还说不挖呢？而领导呢，在这种气氛中也有了皇上感觉，有了无所不能的感觉。随意决策，而没有任何风险。甚到，可能，也许领导根本没听到反对意见，还不不知道专家反对，只是对这个方案有些好感，马屁精们就把事情办好了。这样来说，一场反封建的文化的革命就有必要了。然后，有卓越的，伟大的思想者，改革家，以前所未有的魄力和勇气，进行社会的改革。   “是封建体制和文化给了一批人无上的权力（可能是短期的），这批人随意的，很多时是有意的，能使自己获利的决策，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浪费。并产生了很多无用的GDP。正如文中所言，比如，挖一次马路，就会产生一次GDP。某些人还会发一次财。由于垄断的无处不在，修路的人，和决策修路的人会有相同的经济利益。无用的GDP，也在生活中无处不在，而且在消耗着巨大的社会物质和智力资源。”

“只有孤独地迷失上千次者，才能重回故里。” ——纪伯伦

 

　　城市居民对房价的高涨既恨又爱。当名人任志强给出了一个简洁的判断——历史证明所有的房价永远都是上涨的，网上立刻骂声一片。任志强的预言既来得残酷，也进一步坚定了不少人投资房产的热心和雄心。

　　其实，残酷的不是房价。比房价更残酷的是一场深刻危机正在人们的盲动中逼近。

　　凝结在楼市上的危机

　　根据建设部的最新统计，截至2005年底，全国人均住宅建筑面积26.11平方米。其中，上海为33.07平方米，北京为32.86平方米。而日本的东京只有15.8平方米。东京的人均GDP超过3.5万美元，上海、北京人均GDP刚超过5000美元，而居住水平却早已是东京的2倍！对此，或许人们通常会认为，中国人住得好一点有什么不好？这说明我们的发展成就和体制的优越性！与这种认识相反，我却从中看到了我们的无序和危机！

　　一个人、一个公司或一个国家，所能够支配的东西归根结底不会超过你所拥有的。当一个人在打牌、网游、侃大山上花费太多时间，他在苦读、冥思、劳作上花的时间就一定有限；当一个公司在仿制、回扣上花费过多心思，它在研发、设计与品质管理上花费的时间就一定少；当一个国家在广场、门面工程、居住上花的时间过多时，他们花在劳作、创造、研发上的时间就必然有限。

　　当然也有例外。如果你是皇帝，你可以从自己的子民那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果你是英特尔或微软，你可以借助垄断技术而形成垄断利润，左右行业走向；如果你是美国般的超级大国，你可以借助种种手段让世界的资源拼命往你那里涌。

　　可是，如果你和我一样仅仅是个平常人，你的公司没有多少自主知识产权，并且在列强虎视眈眈下一步步成长，你就没有资格在生活方式上学习美国的高能耗，你就不得不学习日本人与韩国人的辛苦与坚韧，或者来一点欧洲人的节俭与简约，这样你才能在自主创新上花费更多时间，创造出更多世界独一无二的东西。

　　构成一国和一个地区竞争力主干的只能是在区际和国际间流动的产品和服务。所以，当一国居民把财富都凝聚在住房上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居民就危险了。因为靠这种方式积累的财富，只会给世界上其他国家创造重要市场，却不会给自己的长久竞争力增添砝码，反而会直接削弱竞争力。

　　在一个全球扁平化的时代，所有国家都加入到同一个竞争体系中来。全球化流动的产品和服务，并不因为你来自发展中国家，消费者就愿意为你的高价格埋单；性价比不如人，你的产品和服务就没有市场。

　　日本人不是天生就喜欢龟缩在笼子里的，韩国也早就规定一个家庭只能拥有一套住房，而我们著名的经济学家，早在几年前就鼓吹中国城市居民开始了拥有第二套住房的时代。在人均GDP高我们几倍的东京等城市，居民的平均居住水平却大大低于我们。我们有理由作出判断，我们的居住条件超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规定性，超出了国力所能承受的范围。一种浮躁的、封闭的小农意识，左右了我们的舆论和导向，使得我们把所有的财富都往住宅上砸。这样的整体结果，必然是降低中国公司的竞争力。

　　从生产要素全球一体化配置的视角来看楼市价格，就有了一种危机感。

　　或许纪伯伦的预言正是中国房地产的宿命，“只有孤独地迷失上千次者，才能重回故里。”

　　被误解的住房需求

　　市场化是一套复杂的体系，如果你的体系不完备，你的市场必定是无效的。住房商品有着双重规定性，它既具有经久性、单件性、固定性等自然属性，又具有满足人们居住需要和财富增值的社会属性。尤其是它的社会属性，更是一切问题的焦点所在。

　　作为基本居住的消费需求，属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范畴，是一个与经济发展水平动态高度相关的变量，并不出自政府的恩爱或是民众愿望的强烈程度。联合国有个人权公约，包括基本人权和经济人权，享受基本住房服务属于基本人权，是任何一个签约国家的政府都必须承担起责任来的，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可以完全推托掉这方面的职责。就是高度市场化的美国，政府也保留着约占住房资产总量11.5%的廉价出租公屋，以解决居民最基本的住房消费问题。

　　而中国的情况是，政府从这一块责任中完全退出了，都交给了市场。一种对住房需求简单化的理解，使我们错把简单的市场化当成了万能解药，住房需求问题被严重的忽视和误导了。调控住房投资品市场，不能拿住房服务市场上的诸多价值尺度来度量；而改善住房基本服务的供应，也同样不能从价值最大化的投资品市场上寻找根据和途径。住房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胶合在一起，由此导致一系列的混乱和无序。

　　1980年邓小平把住房改革提上议程时，城市人均住房面积不到4平方米，上海平均2平方米，而住房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双轨制时期，各企事业单位，都以膨胀本单位的住房需求为己任。于是国家果断引进市场机制，全面实现了住房商品化，以约束住房需求。

　　没想到住房商品化的实施，市场机制非但没有起到限制住房需求膨胀的作用，反而由于一系列因素的综合作用，加大刺激了住房需求的膨胀。2005年底我们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已经是26.11平方米了，超过了当初设想的3倍，远远超出总设计师的预测。

　　非驴非马的经济适用房终于出现拐点。在经历盲目市场崇拜以后，政府主管部门终于认识到，住房是个特殊商品，不是简单化地推行住房商品化就可以了事的。

　　据建设部最新消息，经济适用房将以租代售。未来住宅保障体系中的实物补贴可能将分为三个等级：廉租房主要面向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家庭；租赁型经济适用房面向低收入家庭；限价商品房将面向拆迁户或无房户。

　　挡不住的购房潮

　　新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报告《中国房地产发展状况与发展趋势预测分析》指出，导致近两年来我国商品房销售价格大幅度提升的主要因素是，来自土地成本和其他因素的涨幅远超过工程造价的涨幅，而需求因素并非价格上涨的决定性因素。

　　以空置房反论需求不足，这真是不可思议的逻辑。没有需求，哪里来的土地价格上涨？土地成本与工程造价的对比，得不出需求不是上涨主因的结论。对于数字背后的逻辑，不从需求层面深入分析，无法得出一个准确的概念。而深入剖析中国当下把住房投资需求推动膨胀起来的独特机理，对把握中国住房市场的走向至关重要。

　　住房成了强劲投资需求的一道泄洪口

　　中国经济20年持续每年10%的增长速度，其中80%转化成居民收入，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量。居民收入中的40%转化为储蓄，形成金融资产。这笔庞大的金融资产分布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有些人年积累百万以上，而有些人则勉强糊口。

　　在少数人手里集结的金融资产，也不全是福音，既要遭受负利率的煎熬、股市的重重黑幕堵截，还有花样百出的“老鼠会”的沉陷。高增长、高储蓄，金融资产集结的巨大差距，另外再加上投资渠道的狭窄，使得住房成了一个泄洪口。

　　而且，在住房投资中集结的，不只是现有城市居民的收入，更多是居民的未来收入(抵押贷款)和非城市居民收入(非城市居民的亲朋好友集拢的资金)，以及转型投资基金(温州炒房团与各类中外基金)。资金如此之多和如此之丰富，人们却找不到适合自己的投资渠道，住房价格一时很难摁得住。

　　各企事业单位的持续扩张是源头

　　住房改革的本意是要解脱单位对居民住房需求的责任，而实际上不仅没有削弱，还因为体制改革没有跟进，使得单位成了住房需求膨胀的一个重要诱因。

　　2005年1月至11月，全国共审计9.1万个单位，查出各类违法违规问题资金2900多亿元。这些资金多数都跑到住宅建设上去了。有的城市如重庆还在搞二次福利分房，一位70多岁的一般退休干部，只有老两口，以前已经分得130平方米的房子并且便宜买下，这回又分得一处160平方米的房子以每平方米1300元的低价获得，而同类房屋的市价在3000多元。

　　公务员的住房在当地形成了很强的示范效应。改革前住房福利扩张虽然在搞但是路径不多，到了现在花样翻新而且都合理合法！只要你不是往自己兜里装，多少都没事。这就是我们的体制。

　　国民的农耕文化属性

　　中国农耕社会文明，是建立在一家一户的恒产稳定性的基础上。这种历史惯性很难在短短的20~30年的市场经济洗礼中扭转。

　　农民意识，重实体轻虚拟，重元宝轻票据。父母如果不能为后代置房，将是一种耻辱；一个人能够置房，是有恒产恒业的标志，是有稳定社会地位的开始。本来已经活在虚拟社会中，可还是以实体经济为转移，甘愿做房奴，甘愿入牢笼，也要买房。中国城市居民，虽然在外观现代化的宅子里，本质上还是农民。

　　而且，中国当今社会女性的拥有心理在家庭决策中地位不容低估。女人买一件时装，可能一生只穿一回，但是她要摆在那里；一件大钻石首饰，可能一生也戴不了一回儿，但她要保存；一个男友或丈夫，她不是不相信他的人格，而是只有整天陪伴在身边她才能感觉是自己的。这种占有欲体现到住房上来，便产生了住房自有率最高的国民性。

　　现代经济是以工作流动为本质特点的。在一个公司工作，随着规模的扩张，你的流动不可避免，美国就有很多提一个皮箱走天下的白领。所以，中国城市人要真正适应这个流动的社会，还有待时日。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推动

　　中央政府在住房政策上就有所迷失。将房地产从带头产业过渡到了支柱产业，热衷于GDP的光鲜和灿烂，而忘了中国还处于一个发展阶段，还需要把主要财力物力投入研发创新上，带动大国经济，以提升国家竞争力。

　　支柱产业对GDP的推动作用非常直接。对城市任期政府来说，热衷于为业绩经营城市，投巨资建立里程碑，比拼搞最大广场，置本来应该负责的基本需求不管(廉价公屋)，持续推动了本来不该产生的投资需求(为了市容大规模拆迁建设)。

　　在这个利益的旋涡中，尝试有所作为的政府，一如被置于一个巨大的风箱之中，被一股无形的力推来搡去，左右为难：调控楼市价格伤了经济；放任价格伤了民情。楼市的尴尬，引发了体制性腐败和民愤，还危及我国的长久竞争力。关注民生民意的中央政府高调宣誓调控，政策却在尴尬徘徊。

　　按揭成为强劲的助推器

　　银行存在着严重的倒挂现象，按揭贷款的信贷资产是银行最好的金融资产，所以银行对假按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银行利用按揭这个杠杆，将千百万人潜在的需求都焕发出来，客观上助长了房地产的非理性上涨。许多假按揭，并不是伪装多么巧妙，而是银行怕这生意跑了。你违规，一个人贷款1个多亿元，他求之不得。只要你敢借，他就敢放。这就是金融本位的泡沫，而这个泡沫本身又将银行自身也拖入了万劫不复之泥潭。

　　开发商的“新住宅运动”误导

　　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的“新住宅运动”与2002年开始的“居住改变中国”，是由开发商发起的两次大规模运动。这两次运动，带有一点愚民政策的味道，对国民性的调动和不合时宜的需求膨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扩大市场基础，这是任何一个商人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但是由此产生的后果，却是惊人的。这就是把千百万本来应该有更高流动性的群体，绑在了一个地方，成了房奴。

　　每一个人是一个宇宙，每一个市场也是一个宇宙。只有深入到每一个宇宙中，才能够理解复杂表象背后的理性。中国住房市场迫切需要这种具有洞穿混乱的理性思维。

　　居住雾障下的房奴

　　中国城市的上空正弥漫着居住的重重雾障，成千上万个有活力的精灵正在沦为房奴：

　　朋友赵文，工作地点4年换了南京、上海、北京3座城市。在每一座城市，都因租房的房租高过分期付款买房的月供，而狠狠心按揭买房。本来在北京不想再买房了，可是又挡不住2008年的诱惑和占有房产的欲望，在付了6个月的房租后，又投下20万元的首付款。赵文先生性好动，为了买房，几个黄金周居然没有离开北京。

　　说实话，我不理解赵文。因为他们先前都是喜欢与自然亲近的人。近几年国内开辟了许多绝好的自然风景游，都与他们断了缘分。自然伸出友好之手，邀我们去享受她的美、磨练我们的意志力、更给我们的思想注入灵性，而我们这群朝气还没有退尽也算有点条件的人，却偏要投奔拥挤的城市，龟缩在钢筋水泥筑起的壳子里。花样繁多的居住新概念，已经把像赵文一样的人，愉快地陷进自己划定的圈圈，消耗着茁壮的生命和创造的灵感。

　　这种现实更有在古老的国度蔓延的趋势。在我们的城市，现在正流行把花园建到自己的居室里，把山谷搬到自己的院子里，把小区建成一个自给自足的欧洲庄园。居住，是人们众多需求中的一个，住宅就是一个夜晚歇息的地方，却偏偏被渲染成实现崇高人生的重要手段和目的，以至引得无数欲望焚身的男男女女，忘了本性而“居醉房迷”。本来具有着内在无穷性的国民，硬是被反锁在血汗、金钱筑就的牢笼里，沦为房奴。本来应该以流动性为天性的族群，却以周游列国开拓视野为机会成本，而固守一隅拼命省钱。

　　200多年前，先知纪伯伦作《先知》谆谆告诫：

　　“你们，宇宙之子，静中之动，你们不应被捕陷，不应被驯服。

　　你们的居室不应是锚，而应是桅。

　　纵使你们的宅邸金碧辉煌，

　　它们也无法隐藏你们的秘密，掩盖你们的愿望。

　　因为你们内在的无穷性居住在天宫里，

 　它以晨雾为门，以夜的歌声和寂静为窗。”

　　可是，先知的告诫被中国人置若罔闻。人们啊，你们真甘愿躲进钢筋水泥筑就的牢笼里，而无视自己内在的无穷性正一泻千里吗？

　　需要反思我们的发展逻辑

　　土耳其诗人纳乔姆?希格梅有一句名言：“人一生中有两样东西是永远不能忘却的，这就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貌。”而深深刻在今天中国城市居民记忆中的城市影像，却是新修大马路上的满目疮痍。好端端的马路，常常被莫名其妙地挖开，又被稀里糊涂地填上，过些日子又会被毫不客气地翻个底朝天。

　　满目疮痍的大马路，正在哭诉着满目疮痍的城市开发方式，开始人们还骂骂咧咧，可时间久了，也就麻木了。而其中就潜伏着中国城市开发建设最为严重的危机。

　　为什么欧洲城市巴黎、柏林、伦敦、罗马，几百年的历史了，今天同样面对新的网络经济和电气新干线，却没有呈现满目疮痍的景象？为什么中国城市刚刚建设5～30年，就不能适应新变化了，道路就要挖了填、填了再挖？我们从计划经济脱胎而来的中国政府的城市综合规划能力、全局思维能力，难道不如100多年前的欧洲人吗？！

　　在所谓的成熟社区北京南沙滩，紧邻奥运公园。这里本应该有最前卫和长远的规划。可是一条30米宽的大马路，一年来就挖开、填平几十次。这种重复的开膛破肚，显然也会增加GDP，会增加许多人的收入和业绩，但却是一种纯粹的能源消耗。据统计，2005年中国GDP大约占世界总量的4%，却消耗了世界9%的原油、20%的铝、30%~35%的钢、铁矿石和煤以及45%的水泥。城市建设的无效反复，是我国高能耗的重要引擎。

　　一个现实问题让中国人很难堪：中国哪一个城市地下基础设施的前瞻性最好？哪个城市地籍资料最为齐全而不必挖开马路来检查和添加？据考证，目前我们城市地籍(地下设施资料)最全的城市，不是首都北京，不是国际化大都市上海，也不是全新城市深圳，而是青岛。那是因为上个世纪早期德国人建设青岛时，地下基础设施已经为今天的需要留足了空间。老城区的地下设施还可以在不挖马路的条件下不断添加新内容。

　　不少人看过电影《悲惨世界》，冉阿让在战火中背负受了重伤的马吕斯在巴黎的阴沟里长途跋涉，最后把这个年轻人救了出去。当年巴黎的地下阴沟可以供人直行而不受损害。今天西方城市的地下阴沟可是另一番景象，下面不只是能够供人站立行走，还可通汽车。市政工人通常坐汽车在地下作业。西方城市建设维护，有新的设施需要铺设不必挖马路，直接从入口处开汽车下去铺设就行。这就是一个城市至关重要的地下基础设施。我们的马路所以挖了填填了挖，就是我们的市政官员没有承担起建设地下基础设施这个最起码的责任。

　　现在的城市开发建设，是以开发商一个个商业开发项目为龙头，开发商从政府手里接过所谓的“熟地”就直接盖房子卖了，他只管小区内的规划和建设。而政府只是忙于向一个个开发商批地收出让金，却没有把整个城市的开发建设作为一盘棋统筹规划建设。批地收入应该是纳入统一的开发建设使用，可是常常被算作城市政府的小金库而挪于见效快的业绩项目，对于地下基础设施几年、几十年、几百年才能见效的长线建设，任期制的城市政府少有动力问津。我们的楼房，正是在地下设施缺乏统一前瞻性规划的条件下建起来的。

　　今天能够挖马路，明天就能挖楼房。说不准哪一天，因为地下基础设施不到位，现在新颖的大楼不得不整体端掉。这样的危机已经迫近，绝对不是我的杞人忧天。中国再不深刻反思调整城市开发建设方式，中国经济恐怕要毁在这高能耗的满目疮痍的城市开发方式上！《中国商业评论》

 

在同事的极力鼓动下，从不随大流的我随大流抢购了双立人的锅，从此开始认识德国的性感炊具双立人（zwilling）。

让我纳闷的是所有用过Zwilling产品的人都对其赞不绝口。

双立人倡导的“厨房无油烟,健康百分百”虽然会得到不喜欢厨房油烟都市主妇的青睐，但对于习惯闻厨房油烟芳香的中国人未必具有极度诱惑。在我看来，那些不喜欢油烟的主妇其实根本就下不了厨房，即使你花了巨资改造厨房设备，她还是不会履行家庭主妇职责的。那又何必浪费家庭有限资源呢。比阔到还可以考虑一下。

1731年创立的德国品牌双立人竟然没有老气横秋，而是积极进取，首先吸引的是海派新锐，然后就是老派上海人阿拉。

品质的魅力应该比性感更受欢迎。

希望中国的苏泊尔之流能够从这个标杆中汲取经验和动力。